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体义 实习生 甄晋青

8月3日，参加“跟着著名考古学家去寻商”活动的记者，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三楼参观了“觉斯翰墨——王铎《拟山园帖》拓片展”，这是继河南博物院“风樯阵马 笔力扛鼎——王铎书法艺术展”我省举办的又一个王铎书法展览。

王铎书法作品尤其是王铎书法碑刻在我省数量众多。有专家研究认为，河南现存王铎书丹的碑帖刻石大概有150通左右，其中《拟山园帖》、《琅华馆帖》、《延香馆帖》是其中最著名的碑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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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的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中，收录了王铎书《创柏香镇善建城碑铭》、王铎书《延香馆仿古碑帖》、王铎书《杨公景欧生祠石碑》、王铎书《朱载堉墓神道碑》、王铎书偃师《保城御寇碑》等。借助这些碑刻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王铎书法笔力扛鼎的气魄，还能一窥明末清初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。

拓荒者的赞歌

王铎，字觉斯，河南孟津人。明时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、少詹事。南明弘光帝任其为东阁大学士，次辅。王铎在清代先后被任命为明史副总裁，殿试读卷官，礼部左侍郎，礼部尚书。顺治九年于家中病逝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安。王铎善于书法，与董其昌有“南董北王”之称。其书法传入日本，被日本书法家评价为“后王胜先王”。启功先生评价其为：“觉斯笔力能扛鼎，五百年来无此君。”

在沁阳市的东北边，一位素有“贤王”之称的拓荒者在此长眠，他的神道碑由王铎所撰。他名为朱载堉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，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曾因极言直谏嘉靖帝摒弃仙道而被软禁十九年，朱载堉为父不平，以在王宫外“席藁独处”的方式表达着无声的抗议。他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宽厚谦逊的优秀品质，作为郑藩的合法继承者，他能因自己志不在此而主动让位，隐居在丹水之泮，拓荒垦田，与民为善，逍遥余生。据说，他搜编的歌谣直到清朝当地百姓仍在传诵。

朱载堉一生在历法，文学等领域皆有不俗的成绩，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在音律方面所做出的贡献。他摒弃传统沿用的三分损益法，开辟式地创制了十二平均律，成为后世国际音律的标准。

根据碑文所述，王铎是朱载堉的次子朱翊钛的好友，在天启四年受托所作。碑文以行书为体，布局错落有致，飘逸洒脱，叙事内容清晰鲜明，尤其对朱载堉让国一事重点着墨，浸透了王铎对朱载堉的崇敬之情。《朱载堉神道碑》在抗日战争时毁于日军之手，部分残碑保存在朱载堉纪念馆中。

高尚者的丰碑

明朝到了崇祯年间，前几代皇帝对国家的榨取已经使这个泱泱大国走向灭亡，随着三饷的征派，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，终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。明末农民起义军由于没有持续的后勤供应，因此他们只能采取流寇战术，寇掠州县，抢劫官府和富户进行补给。王铎便在碑中详细描述了农民起义军破城时的惨状：“老者杀，少者戮，掳人妇，辇人财。无贵无贱，同为枯骨，觜骼涂野，腥血流原。”

根据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一的记载，偃师县知县夏士誉号召境内百姓修城守城，亲自操练五千士卒，崇祯八年成功抵御了高迎祥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侵扰。为了歌颂他的功绩，当地百姓立碑褒扬，王铎亲自撰书，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代石刻《保城御寇碑》，也称为《夏侯募习壮勇保城御寇碑记》。正文以其最擅长的行书完成，全篇行云流水一气呵成，颇具奋发之气。

无独有偶，在今天的沁阳市博物馆中，由王铎执笔的三方石碑静静矗立，历经岁月冲刷，石碑上的文字依旧清晰可见，它们都是为了纪念那位名叫杨嗣修的老人所开拓的事业。

崇祯二年秋天，杨嗣修在经历了数十年宦海浮沉后，终于重回故乡怀庆府河内县（今河南省沁阳市）。此时的他已经年近古稀，一生的起落让他明白教育的重要性，他在地方捐资创建义学，命名为“延香馆”。“延香”二字，意为衍芬郁于有永也，代表着他对子孙后代的殷殷期盼。在时局动荡的年代，他不忍故乡受到兵戈之害，捐资修建柏香镇善建城，以期在乱世中庇护一方。同时他还对灾民进行救助，《怀庆府志》中记载了他的善行：“崇祯十三年，天下大饥，人相食，公为粥，收哺遗婴，贱粜种子，受赈不可计。”

崇祯十四年，王铎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，在饱览怀庆山水风光后，于延香馆所作《延香馆仿古碑帖》。其中临有许多名家的书体，格调高古，形神皆备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此篇字体多变，既有端正饱满的楷书，又有飘逸自如的行草，风格切换自如，可见王铎书法之深厚功力。而后他又以行书为《杨公景欧生祠石碑》书丹，此篇取法二王，气势磅礴，生动地记录了杨嗣修生平及告老还乡后的诸多义举。而在沁阳市，不管是曾经的朱载堉，还是后来的杨嗣修，他们都因出众的德行而被后人铭记，王铎的书法则更是锦上添花，使他们的名字在万古长夜中依然熠熠生辉。

王铎为其所作《创柏香镇善建城碑铭》，是王铎少有的大楷作品，从字形上来看，取法于颜真卿的《麻姑仙坛记》。而王铎在其中痛斥农民起义军为寇贼，辱之为“汉奸”，比之为“蛇虎”。联系前文《保城御寇碑》，此时的王铎仇视农民起义军的劫掠行为，对大明王朝不可谓不忠心，或许任谁也无法想到不久后，这位忠心于大明的臣子将会堕向另一个极端。

矛盾中的行者

矛盾几乎是贯穿王铎一生的主线，他既是忠心耿耿的明朝臣子，在清兵南下时，是坚定的主战者。在南明朝廷建立时，也曾欢喜地前去贡献力量。最后却主动降于新朝，臣服在清兵的金戈铁马之下。或许投降时的他怀抱一种亡国不是亡天下的安慰，但背叛故国使他从此背上严重的心理负担，此后的人生他在纠结中度过，自然也无法做出什么成绩，只靠着年年累积的资历勉强混日子。《清史列传》中《贰臣传》将120余位大臣按政治贡献和实绩分为甲乙两编，王铎自然只能入乙编。

矛盾的心态也倾注到他的书法创作中去，遍观王铎书法，刚开始降清时，王铎多在王公贵族的酒宴上进行创作，此时的作品有一种炫技的色彩在其中，但不久后他便看清了清朝统治者不信任降臣的本质，郁郁不得志的他萌生了退隐的想法。在拟山园中，这种奇妙的心境却真正将王铎书法推向高峰。

何谓“拟山”呢？王铎在《拟山园选集》中解释为“字之曰拟山，取之旧矣，不敢仿名山之藏，彼自爱深岩之峦。”此二字有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人的寓意。可见王铎本人对《拟山园帖》也十分重视，将他视为一生心血的结晶。《拟山园帖》收录的是王铎从癸未年至辛卯年（52 岁到60 岁）这一阶段的力作，张缙彦为帖题跋时写道：“文安四十年功力尽在此矣。”在《拟山园帖》中，楷、隶、行、草四书皆备，这也被称为我国最早一部拟诸家书法遗迹的个人丛帖。张凤翔在《王文安公墓表》中对《拟山园帖》这样评价：“公著有拟山园......书追二王，四种皆入堂奥，高丽异域，多有乞公片纸如玉者。”足可明白王铎此篇在中国书法史中的地位。

王铎的书法之途以二王为宗，以临古为乐，遍观整个书法史，也再无一位像王铎一样，有如此多临帖传世的书法家。尽管他时刻标榜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师古者，但实际上他并不保守，更多的却是博采众长。明中叶以后，王阳明的心学流行于世，以王铎为代表的书法家临帖不像古时那样拘于表面之形，而是追求一种对审美的体悟，期求在创作心境上与古人直接对话。“拓而为大”是王铎临摹的重要特征，这不只是将书帖简单放大，更多是加工和再创造。他看似保守实则立场鲜明，又平衡了师古与出新，正统与野道的矛盾，终是在书法一途中走出了自己的路。

回顾王铎的一生，早年王铎在诗中提到过“舐墨非我志，干禄非我求”，年轻时他也是胸怀热血的有志青年，尚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。但一生的浮沉显然是命运和他开的玩笑，弥留之际，王铎告诉儿子“我一生别无他求，唯书法一道小有所获。”可想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悲哀。这位所谓的“贰臣”在政治中困顿，唯有沉浸在书法之道可暂得安宁。他苦行僧式地练习，终究还是自成一番造化，但或许在成就背后的每一笔中，都浸满了这位老人对故国无尽的悔疚与歉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