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大河网讯（记者 莫韶华）三年来，全国上下乃至全球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抗击新冠疫情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，抗疫尚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那么古人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呢？

殷王武丁贞问妇婡患疾刻辞卜甲，故宫博物院藏。殷商人占卜：殷王的名婡之妇是否不会有疾病。

防疫历史，早已有之

(相关资料图)

纵观我国历史，很早就有和疫情相关的文献记载。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，便有“蛊”“疾”等文字的记载。《周礼·天官·冢宰》中记载：“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，四时皆有疠疾。”意指疠疾在不同季节都有可能暴发，并且有专门的医生来进行诊治。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记载：“季春行夏令，则民多疾疫。”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，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。这些史料都表明，中国人很早就对疫病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知。

几千年来，人们对各种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间断，勤洗手、讲卫生，佩戴“口罩”，佩戴防疫饰品，设置专门的隔离房屋、专职机构等，都是疫情防控直接有效的措施。

中国传统医学经典《黄帝内经》提到，抗御“疫疬”入侵的同时很重要的是“避其毒气”，正所谓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，中医认为：“肺朝百脉，司呼吸”，“肺开窍于鼻”，鼻是人体重要门户。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”，温热传染病最先侵犯呼吸系统。《黄帝内经》还记录了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，提出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，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，治疗后防止复发。

古人懂得防疫之重，要以预防为先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衣食住行，宴饮坐卧，礼仪无处不在，在古代传统礼仪中，也处处体现着古人的防疫智慧。

武汉博物馆馆藏的“窃曲纹龙柄四足匜”

讲卫生 行沃盥之礼

其实勤洗手有很深的“历史渊源”，甲骨文中的“盥”字，就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中。金文和小篆中的“盥”字表现更为形象，像极了双手捧水在盆中清洗的过程。

后来，人们意识到用流动的水洗手、洗脸更加卫生，于是用流水盥洗的器皿应运而生。在武汉博物馆，藏有一件春秋时期的“窃曲纹龙柄四足匜”，这件青铜匜造型似瓢，深腹圜底，前段有流，中部流槽阔长弯曲，后端配有龙形柄，口沿下端饰有精美的窃曲纹，底部则为四只龙形足，俯首曲体承载着器身，看上去魁伟而庄重。

“盥”的甲骨文

西周时洗手上升为祭祀宴飨仪式前必不可少的礼仪，那就是“沃盥之礼”。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：“进盥，少者奉盘，长者奉水，请沃盥，盥卒授巾”，其中“沃”是指持“匜”从上方倒水的过程，“盥”指洗手，“盘”则用来承接弃水，最后侍者递上帕巾擦拭双手，这种“洗手礼”表达了古人对礼仪文化的重视，也反映了古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
古人宽大的衣袖还兼有毛巾、手帕的功能

恐气触人佩戴“口罩”

除了勤洗手，佩戴口罩也是重要防疫手段。中国是衣冠上国，“汉服”宽大的衣袖兼具毛巾、手帕、遮阳的功能，“掩袖工馋”说的就是以袖掩鼻的故事。

古时宫里的人为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，如《礼疏》载：“掩口，恐气触人。”《孟子·离娄》记：“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，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，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。

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，昭陵博物馆藏

中国3—8 世纪时流行一种叫做羃䍦（milí）的出行帽子，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，以避免路人窥视，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，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，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。唐代从武则天时期开始，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，更短小、轻便，长至颈部，面部微露，帽裙由纱网制成，不仅透视、遮阳、蔽沙，还兼具卫生防护效果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干农活、骑车还会佩戴。

唐彩绘戴帷帽女陶俑，吐鲁番博物馆藏

1990年，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来，墓室壁画中，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一圈长丝穗，形成一道薄幕，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。

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彩绘陶俑中有戴帷帽的妇女形象，其中一尊骑马女俑的帷帽用泥制，外表涂黑，以方孔纱作帷，帷裙垂至颈部。帷帽帽体用皮革、毛毡或竹藤编织，外覆黑色纱罗等物，能防风沙。

宋代宋慈《洗冤集录》记载：用麻油涂鼻，或作纸摅子油，塞两鼻孔；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。遇检，切用猛闭口，恐秽气冲入。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，书中记载的方法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，马可·波罗在他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一书中，记述他生活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。其中有一条：“在元朝宫殿里，献食的人，皆用绢布蒙口鼻，俾其气息，不触饮食之物。”这样蒙口鼻的绢布，也就是原始的口罩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分餐图（局部）

分餐而食，降低风险

古人说话、饮酒、饮食时也习惯性地用广袖遮鼻，既温文尔雅，又减少了飞沫传播，直到现在很多家长在吃饭时依然会教导孩子“食不言，寝不语”，都有效杜绝了传染。

由于防疫需要，“分餐制”被提倡，很多人以为分餐制是西方的礼仪，其实，我国很早就有分餐而食的传统。

《周礼》记载：“设席之法，先设者皆言筵，后加者为席。”古人席地而坐，筵和席都是宴饮时铺在地上的坐具，筵长、席短。铺设好坐具后，作用类似小餐桌的“案”“几”等分别放置在筵席之上，一人一案，西周时期的贵族按礼仪分开落座、分开进食。

两汉时期，分餐制得以继续传承。在汉墓壁画、画像石和画像砖上，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、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。

有些古代的分餐制度为了突出地位的不同，会根据宾客身份，准备规格不同的食物，但也有一些贵族为了表现自己礼贤下士，采取规格相同的食物分餐。

据考证，北宋合餐制开始出现，最关键的原因是北宋饮食文化的商业化。食材多元、烹饪样式增多，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，教坊酒楼、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，是中国民众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。

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，甘肃省图书馆藏

“舍空邸第”，隔离救治

因为疫病有很大的传染性，因此关于传染源的隔离与管控便很重要。早在秦朝的时候，便有专门用来隔离病患的处所了，在那时被称为“疠所”。染病的患者应该被立即上报，朝廷便会派医官前来进行诊治或带走隔离。

汉代的时候，也会专门寻找空出来的院子作为隔离场所，将患者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进行医治和防止疫病的传播。

《汉书·平帝纪》：“元始二年，旱蝗，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

到了后世，相关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更加完善，专门的疫情隔离医治机构也出现了。如在宋朝出现的将理院、明朝的惠民药局等，都是官方为了防治疫情所办的隔离机构。

西汉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，湖南博物馆

“浓煮热呷”，药物救治

虽然古代医学技术并没有如今先进，但是吃药防治疫情也是他们的重要防疫手段。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不仅记载了疫病的相关内容，还囊括了许多如何防治疫情的药方。

除此之外，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中，也记载了一些如辟瘟疫药干散、老君神明白散等防治疫情的方剂。

西汉金医针，河北博物馆藏

到了唐代，除了内服方剂进行防治之外，外用的防治手段也多了起来，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，还提出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、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。

除了专业医书，还有不少验方、偏方。如苏轼、沈括等文学大家都在作品中有所记载。

西汉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，河北博物馆藏

“洒扫火燎”，环境净化

保持环境卫生，对于防疫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国很早就重视环境卫生，在最早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“寇扫”（大扫除）的记载，《礼记》《治家格言》《周书秘奥造册经》中均强调了要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，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。

古代疫情暴发的缘由大多是气候大变如干旱、洪灾，或是战争。而这些因素导致灾后病菌的扩散。除了针对人的疫情防控和管理之外，古人对周遭环境也进行了处理，而这种主要手段便是熏香。通过熏香，不仅能够改变人们周遭环境的气味，预防呼吸感染，还能有效地对空气进行消毒。晋代葛洪便提出用雄黄等进行熏香，李时珍甚至提出了蒸汽消毒法，这种方法直到清代都仍在被应用。

“天行时疫传染，凡患疫之家，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，则一家不染。”

将病人所用的衣物通过蒸汽进行高温消毒，之后全家都不会有染上疫病的后顾之忧。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