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端新闻记者 张弋

塞上关隘旁，巍巍云冈，真容巨壮;巃嵸双阙间，泱泱龙门，石刻巅峰。

公元460年，随着北魏文成帝拓跋睿一道圣旨，沙门统昙曜带领曾开凿过多个石窟寺的僧匠们来到北魏首都平城(今山西大同)，用了5年时间，完成了云冈石窟一期工程昙曜五窟。

(资料图片)

△云冈石窟

昙曜五窟完工28年后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，龙门石窟开凿工作便开始了，开始了之后历经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隋、唐等朝代400余年的艺术创造。从云冈到龙门，多元文化在此融汇，千年文脉得以传承。

△龙门石窟

石窟寺的诞生是偶然吗?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，这两大石窟寺存在着怎样的关系?怎样才能把传承千年的石窟艺术传递给更多的人?在“云上龙门牵手云冈”系列直播收官期，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与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给出了答案。

龙门石窟接续云冈辉煌，“石窟姊妹”传承中华文明

云冈和龙门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石窟寺，两者相隔千里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都诞生于北魏时期，是当时的皇家工程。

在史家珍看来，石窟寺是古代光辉灿烂文明的集中体现，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证，在各类文化遗产中，石窟寺文化独树一帜。

他认为，龙门石窟包含了北魏和唐代的石窟，其中的北魏石窟是云冈石窟的继承，因此可以说，龙门和云冈是兄弟俩，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。

△龙门石窟夜景

“人们都知道，中国有三大石窟，敦煌、龙门和云冈，但其实这三大石窟不完全一样。”张焯说，“云冈和龙门最接近，像姊妹一样。云冈先诞生，龙门接续辉煌。”

张焯介绍，北魏用了70年的时间，开凿了东西长达一公里的254个洞窟，保存了59000多尊佛像，是佛教艺术的世界级宝库。从全国石窟寺建设来讲，云冈石窟掀起了中国北方石窟寺建设热潮。

“向南有太原的天龙山石窟、河北的响堂山石窟、河南的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，向东还有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，向西的石窟主要集中在甘肃，例如庆阳北石窟寺，天水麦积山石窟，武威西边的天梯山石窟以及著名的敦煌莫高窟。”

△巩义石窟寺

佛教早在东汉年间就传入中国，为何东汉没有石窟寺的踪影?

张焯认为，石窟寺是随着社会发展、民族迁徙以及人民信仰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格局分裂时期，分别是春秋战国、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。战乱不休，导致民族融合加剧，反而推动了中华文明大踏步发展。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。

史家珍说，鲜卑族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，他们认为，佛教可以为我所用，为政权所用，因此提出了“人主即佛”的理念，让百姓对皇帝产生敬畏感，因此云冈和龙门都是作为皇家工程出现的。

从云冈到龙门，“西来”佛教逐步走向中国化

云冈石窟是1500年前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，第18窟里释迦佛大弟子迦叶的欧罗巴面孔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而“老家”远在印度的飞天出现在龙门石窟宾阳中洞，同样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好的实证。

史家珍介绍，迁都洛阳的孝文帝，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，开启了全面的汉化改革，开始追求中原艺术，因此龙门石窟古阳洞、宾阳洞都是中原风格。

“拓跋宏推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，他迁都洛阳，首先就要融入中原，因此削弱了人主既佛的主导思想，开始追求艺术水平。”他说，“唐帝国最强大的并不是军事和经济，而是文化，整个社会的文化修养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。武则天为了当皇帝，把北魏对佛教的驾驭方式实行了“拿来主义”，她根据自己的容貌仪态雕刻的卢舍那大佛就是最好的例子。”

△龙门石窟最美观音像复原

在张焯看来，之所以说云冈石窟是世界级的艺术宝库，其实就是因为它是犍陀罗艺术进入中国，生根发芽的直接体现。而犍陀罗艺术又紧密地和印度文化、希腊艺术、两河流域艺术，甚至可以推演到埃及艺术，是世界艺术的组成部分。

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，曾有五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，分别是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，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、北魏太武帝五千骑兵出使西域、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占领新疆、成吉思汗占领修西域以及乾隆把新疆重新收回祖国的怀抱。“这五次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。”

张焯说，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时，佛教就开始大量进入中华，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认为，从犍陀罗式的艺术造型，到中国人喜爱的仙风道骨的形态转变，就表明了佛教从西方艺术逐步走向中国化。

多学科高科技手段，保护祖先留下的灿烂文化

2017年，云冈石窟第3窟的9.93米的主尊大佛和两侧约6米高的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出现在青岛，是全球首次运用3D打印技术实现的大体量、高精度文物复制，让青岛市民足不出户就领略到了千里之外的石窟魅力;龙门石窟研究院近年来也成功还原了宾阳中洞顶壁莲花藻井、最美观音像等珍贵文物。

史家珍说，如何把石窟寺文化研究好、弘扬好、传承好，是他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，因此他提出了“三多”理念，即多部门参与，多学科合作以及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应用。因此，龙门石窟研究院近年在石窟寺数字化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△云冈石窟第3窟大佛“落户”青岛

张焯介绍，中国的石窟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初，不管是云冈还是龙门，都是日本人最早开始研究的。侵华战争期间，日本京都大学遗址考察队在云冈住了七年，战后，他们出了一套规模为16件32本的丛书，成为当时云冈研究的顶峰。

“因此世界学术界形成了一个云冈在中国，研究在日本的观点，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。”张焯说，“宿白先生跟我认真谈过这个问题，所以对云冈石窟的研究，我们要下大力气。于是我们用了七年的时间，编辑出一套20卷本的云冈全集，从全面性、系统性、科学性方面超越了70年前日本出的那套丛书，我们觉得是做了一场争气工程。”

△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佛像虚拟复位3D高精度复制像

在张焯看来，通过高科技手段采集的海量数据，不光实现了文物的数据存储和虚拟博物馆建设，更实现了洞窟复制，这个石窟寺人多年的梦想。目前云冈已经复制出了第3窟、第12窟和第18窟，成为世界上最大体量的文物复制工程，这是文物保护上找到了一条崭新的科技之路。

史家珍说，龙门石窟的数字化成果必须要进行转化，要把考古成果结合历史、文化、宗教后进行深入研究，只有通过深入研究，才能充分发掘文物的信息和价值，才能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充分的释放。

“如何让文物活起来，让文物惠民，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龙门石窟灿烂辉煌的艺术魅力，从中汲取到古代最高水平的艺术素养，然后提升人们的文化修养，这才叫真正的惠民。”史家珍表示。